逐渐推行一夫一妻制——这条他自己都做不到，但可以慢慢来。
这三十年，他要做一个战略家。
他不再需要事必躬亲，只需要把握国家发展的大方向。
他要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要把这些制度变成不可动摇的国策。
他要让工商业发展起来，让资產阶级和工人阶级慢慢成长壮大。
他要大力推广教育，让全民识字率一步步提高。
当生產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当全民识字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当工商业资產阶级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当人民的民主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了。
...
转型过渡期，五十年到一百年。
这个阶段的核心目標，是逐步限制皇权，最终过渡到君主立宪制。
设立上下两院制的议会。
上议院与下议院，作为国家至高立法机关，两院分立並行、相互制衡，將立法、財政、监察三大权柄归於议会。
政府由议会而生、对议会负责，而君王自为象徵性国家元首，不直接插手朝政，既保皇室体面，又杜绝皇权专断，恰是改良帝制的核心根基。
先定下上议院，他將其定名元老院，为精英稳压、慎审兜底之所，是王朝大政的压舱石。
这元老院的人，需分四类，且绝不能沿用旧世终身制，免得朝堂僵化、阶层固化。
其一便是世袭贵族，囊括皇室宗亲、开国世袭勛贵，但必须定额限额，绝不允许无限扩容，防止勛贵势力尾大不掉。
其二是国朝功臣，那些立下不世功勋的文武重臣、退休的顶级朝堂高官，凭功绩入阁，合情合理。
其三为学界名士，当朝大儒、国子监与太学的泰斗级人物、文史科技领域的顶尖学者，以学识智计参议国是。
其四是实业贤达，农商、工商业的龙头翘楚，需无劣跡、有公益实绩，方能代表实业阶层发声。
至於这些人的入选方式，世袭贵族与功臣，需经举荐、君王册封，再由议会备案，层层把关。
学界名士与实业贤达，则由行业內部公推，再经朝廷严格审核，绝不能出现花钱买席位的齷齪事，保元老院纯粹性。
任期之上，刘策思虑再三，定下十年一任，且不得连任，每五年改选更替三分之一成员，平稳叠代，避免集体换届引发朝政动盪。
同时立下弹劾除名制，但凡元老院中人有贪腐、乱政、背离国本之举，可由下议院提请，再经全民公议，直接罢免除名，绝不姑息。
而元老院的职权，刘策也划分得极为清晰，只做慎审审议，不抢立法主导权。
下议院通过的普通法案，元老院仅有搁置否决权，只能驳回退回重议，不可永久否决。
但涉及宪法修订、爵位册封、边疆大政、对外开战、大赦天下这类关乎国本的重大国策，必须经元老院审议通过方能施行，以此制衡激进之策，守住王朝根基。
同时，元老院无权单独提出財税、预算、民生类法案，不插手日常財政拨款，可评议朝政、质询內阁，却绝无倒阁之权，精准划定精英阶层的权责边界。
再思下议院，定名民议院，乃天下民意根基，亦是立法实权核心。
其成员需由全国成年公民平等直选產生，严格按照各郡县人口比例分配席位，兼顾地域均衡，真正让天下万民都有代表发声。
任期定为五年，到期全员重选，连选连任不设硬性次数限制，顺应民意更迭，保证朝堂活力。
民议院的职权，才是朝政运转的核心。
刘策心中篤定，普通法律创製权独归民议院，所有民生、吏治、赋税、商事、民政相关法案，只能由民议院起草提出。
国家財政大权也尽握其手，年度预算、税收增减、国库开支、军费拨款，上议院无权修改，只能选择同意或搁置。
除此之外，监督实权也归民议院，弹劾百官、质询內阁、审查政务帐目、彻查贪腐弊案，皆可全权行使，更能提请启动上议院成员除名、发起宪法修订提案，牢牢握住民意监督的利刃......等。
皇帝逐渐成为国家的象徵，不再掌握实际权力，仅保留礼仪性的职责。
军队国家化，不再隶属於皇帝，而是隶属於国家。
制定宪法，明確规定皇帝、议会、政府的权力和职责，实行依法治国。
到那个时候，他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他留下的制度，会继续运行下去。
刘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微凉的夜风扑面而来，带著雨后泥土的清新气息。
东方的天际，已经泛起了一丝鱼肚白。
这一坐，竟坐了整整一夜。
他知道，这条路会非常艰难。
他不能搞共產主义，古代的生產力支撑不起公有制，只会导致生產积极性崩溃。
人民公社的教训就在那里——大家一起干，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愿意出力？
他不能搞联邦制，交通通讯落后，联邦制必然导致国家分裂。
电报都没有，你怎么管得了千里之外的州？
他不能搞直接民主，大多数人还没有参政能力，直接民主只会导致民粹主义泛滥。
苏格拉底怎么死的？被雅典公民大会投票投死的。
这就是直接民主的弊端。
他更不能急於求成。
任何改革都要循序渐进，给社会足够的適应时间。
一项改革推行后，至少要观察十年，確认没有问题了，再推行下一项改革。
欲速则不达，这是无数前人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他也不能独尊儒术。
要提倡百家爭鸣，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
思想的僵化，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悲哀。
欧洲为什么从中世纪走了出来？
因为他们有了文艺復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思想解放了，科学才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