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7年6月13日,下午一时许
地点:协和医院五楼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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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声枪响传来时,白清莲正在削苹果。
刀锋顿了一下。苹果皮应声而断,细细的一条,蜷落在她膝头。她没有捡,只是抬起头,望向窗外。
李树琼靠在床头,左耳的纱布今早刚换过,雪白的一团,衬得他脸色愈发青灰。他也听见了。
枪声很远,闷闷的,像夏日午后天边滚过的雷。但他们都听得出那不是雷——那是有规律的、密集的、撕裂什么东西的声音。
第二声。第三声。
然后是更多。
白清莲的手指攥紧了水果刀。
李树琼没有说话。他只是看著窗外那棵老银杏。六月的叶子密不透风,把天空切割成无数细碎的绿。枪声从那些绿隙里漏进来,一声一声,落在病房雪白的墙壁上,像看不见的弹孔。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五分钟,也许半小时。
走廊里忽然传来哭声。
很轻,压抑著,像是用手捂著嘴。但那哭声越来越多,从一个人变成几个人,从远处传到近处。有人在跑动,脚步声急促而凌乱。护士站那边的电话铃声尖锐地响起来,一遍又一遍,无人接听。
白清莲站起身。
她走到门边,把门推开一条缝。
走廊里乱成一团。几个护士抱著纱布和药箱跑向楼梯,白大褂的下摆在风中扬起。一个年轻护士靠在墙上,脸埋在掌心里,肩膀剧烈地颤抖。另一个年长些的护士正在打电话,声音急促:
“……对,西四牌楼……至少三十个送过来……我们人手不够,麻醉师今天休息……”
她掛断电话,抬头看见白清莲。
四目相对。那护士愣了一下,目光越过白清莲的肩膀,落在病床上那个左耳缠著纱布的男人身上。
她认得那身病號服下面的军装。
她认得那个肩章。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垂下眼睛,转身快步走开。
白清莲关上门。
她靠在门板上,背对著李树琼,一动不动。
病房里忽然安静得可怕。窗外的枪声不知何时停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声音——救护车的汽笛,由远及近,一辆接一辆。尖锐的鸣笛声像钝刀,一下一下剐在耳膜上。
“……多少人?”白清莲问。
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
李树琼没有回答。
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躺在这间病房里,像一具被掏空的躯壳,听著外面那些年轻的生命被一车一车拉进急救室。
他应该在那里。
他应该站在西四牌楼的街头,挡在学生和军警之间,哪怕挡不住子弹,也能挡几根警棍。
可他在这里。
躺在这张乾净的白床单上,左耳缠著纱布,像一尊被人供起来的废人。
“白府那边来过电话。”白清莲仍背对著他,声音空洞,“说今天太乱,母亲和伯母都不过来了。李府也来了消息,说……让您安心静养。”
她顿了顿。
“……没人来。”
李树琼没有说话。
他知道这意味著什么。
不是因为太乱。是因为那些来探望他的人,那些李家、白家的亲戚故旧,那些需要维持的表面情分——
他们不愿意沾这身血。
镇压的命令是警备司令部下的,开枪的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他李树琼,是这个司令部的“情报处长”。
哪怕他今天躺在这张病床上,哪怕他左耳上还缝著三针,哪怕他昨天刚刚阻止过一千名学生冲向行辕——
他的名字,已经和那些枪声绑在一起了。
没有人愿意靠近一个沾血的人。
白清莲终於转过身。
她的脸色惨白,嘴唇毫无血色。那双眼睛里的平静终於裂开了——不是愤怒,不是质问,而是一种更深的、更绝望的东西。
“他们……”她张了张嘴,“他们是孩子。”
李树琼看著她。
窗外,又一救护车的汽笛由远及近。
白清莲的眼眶红了。她拼命忍著,咬住下唇,咬出一道血痕。她不能哭。她昨天已经哭过了,已经在他怀里失態过了。她是李家的媳妇,是情报处长的妻子,她必须撑住。
可她撑不住了。
李树琼慢慢坐起身。
他伸出手。
没有犹豫,没有停顿,没有那些“该不该”“配不配”的挣扎。
他只是伸出手,將她拉进怀里。
这一次,比昨夜更紧。
他揽著她的后背,像要把她揉进自己的骨血里。他的下巴抵在她发顶,她的脸贴在他胸前。谁都没有说话。
窗外的汽笛声、脚步声、哭泣声,都被这拥抱隔绝在外。
白清莲在他怀里剧烈地发抖。
不是哭泣。她没有哭出声。只是肩膀一抽一抽地颤动,像一只被折断翅膀、仍在徒劳扑腾的鸟。她的手指攥紧他后背的病號服,指甲隔著薄薄的布料,陷进他的皮肉。
李树琼没有动。
他只是更紧地抱住她。
因为他怕。
怕她撑不住。怕她衝出去,跑到那些还在流血的街头,认出某张她教过的脸。怕她看见那些与她学生同龄的年轻人,躺在担架上,白布蒙过头顶。
也怕她看著他的眼神里,生出恨意。
他承受得起任何人的恨。
唯独承受不起她的。
门忽然被推开了。
两个人同时僵住。
一个年轻护士站在门口,手里端著药盘。她看见病床前紧紧相拥的两个人,脚步猛地顿住,脸腾地红了。
“对、对不起——”
她想退出去。可她没有动。她站在那里,端著那盘无处安放的药,眼神躲闪,却又忍不住往李树琼脸上瞥了一眼。
那一眼。
不是羞涩,不是尷尬。
是冷的。
李树琼慢慢鬆开白清莲。他没有看那个护士,只是垂下眼睛,把白清莲挡在自己身后。
“什么事?”他问。
护士咬了咬嘴唇。
她深吸一口气,像是鼓足了勇气,声音硬邦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