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任素婉抬头，手指在那些时间节点和数字上慢慢移动，点点头：““恩恩，那么儿里的意思就是以后我们白天17:00前在，17:00后在鼓楼坝。””

““是的，妈妈！””陈景明用铅笔尖点了点，继续说：““还有，车站只卖最便宜、最快的那种，五毛一碗，红糖水提前调好，冰粉提前分到碗里七八分满，有人买，浇上糖水就能走，不能超过五秒。””

““那鼓楼坝呢？””任素婉问道。

““鼓楼坝可以卖贵的。””陈景明回答道，““除了五毛的经典款，我们加一种『三鲜冰粉』，放醪糟，放小汤圆，卖八毛，甚至一块。晚上出来耍的人，捨得花钱。””

任素婉想了想，慢慢点头：““醪糟和小汤圆，我去买原料的时候问过，加不了太多成本。就是得多备个家什。””

““家什我想办法。””陈景明把膝盖上的纸壳小心合上，““明天就开始按这个来。妈，我们得再快点儿。””

定下了调子，执行起来就有了章法。

第二天，他们就这么干了。

天不亮就去车站抢那个拐角的位置，车站的摊位上，一切都为““快””字让路。

任素婉舀冰粉、浇糖水的动作越来越利索，陈景明收钱找零、递碗擦桌，配合得像经过训练。

塑料碗排成几排放在凳上，红糖水装在带龙头的大塑料壶里，拧开就流。

下午两点，日头毒得能把人晒化。

等车的人挤在小小的候车棚阴影里，不停地扇风。

他们的摊子成了唯一的清凉补给站。

五毛钱一碗，几乎不用吆喝，递钱的手一个接一个。

傍晚五点，最后一波高峰过去。

他们手脚麻利地收摊，饭都来不及吃，便把家什绑在借来的板车上，拖著赶往鼓楼坝。

到了地方，支起桌子，摆上两种冰粉的牌子。

夜幕降临，坝子上的人果然多了起来。

一块钱的““三鲜冰粉””比预想的还好卖，多是年轻男女，或者给孩子买的。

……

优化之后，生意肉眼可见地往上走。

忙，是真忙！

从清晨天色泛青忙到夜里星星出全，吃饭都是轮流扒拉几口冷饭对付，腿站得发胀，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但每天晚上，回到阁楼，锁上门，母子俩凑在灯下清点那个旧铁皮钱匣子时，疲累就像被硬幣碰撞的叮噹声驱散了些。

毛票，块票，偶尔还有皱巴巴的““大团结””。

他们按面额理好，数一遍，再数一遍。

数字不会骗人。

好的时候，一天卖出的碗数能往“三百五六十碗”靠，就算差点，也稳稳过了“两百碗”。

扣除成本，再小心地分出该还表姨婆的柴火水电钱，剩下的，依然是一笔让任素婉他们母子俩数钱时手指微微发颤的数目。

任素婉则把钱清点好，再用旧手帕仔细包好，塞进贴身的衣袋里，按了按。

那捲包在手帕里的钱，一天比一天厚实、沉重。

沾著汗，沾著糖浆，也沾著这座陌生城市最初、最滚烫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