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的燕京高校，座谈会是个特殊的东西。

桌子围成一圈，茶缸子摆开，谁有话谁说，说完別人接。

听著鬆快，但一九七八年的鬆快和真正的鬆快之间，隔著一条看不见的线。

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没人明文规定，全靠在座的人自己掂量。

掂量得好，叫解放思想；掂量砸了，叫犯路线错误。

今年五月，《光明日报》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標准》，这篇文章像一阵风，把那条线往外推了推。

但推了多远，谁心里也没底。所以一九七八年下半年的座谈会，开得格外多，也格外小心。

方竹筹备的这场座谈会，名义上是校报《燕师大》组织的“青年文学创作討论会”，围绕《人民文学》八月號发表的短篇小说《路口》做公开討论。

团委批了主楼阶梯教室，限时两小时，座谈实录將在校报全文刊登。

方竹为这场座谈跑了四天。

她拿著吕正民签字的系里介绍信，骑车去了燕大中文系、人大文学系、燕京广播学院，一家家敲门找人。

在各系的布告栏和阅览室门口，《路口》正被反覆传阅和討论，这篇文章的热度替她省了不少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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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號，礼拜四，下午两点。

主楼阶梯教室一百二十个座位坐了九十多人。

前三排摆了一圈长条桌，桌上铺白布，搁著搪瓷茶缸和暖壶。

白布是方竹从系办借的，暖壶是她自己从宿舍扛来的。

方竹坐在最靠门的位子，面前摊著採访本，手边放著两支削好的铅笔。

她穿白衬衫，袖子卷到肘弯，头髮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校报的小铁牌別在胸口。

吕正民坐主持位，左手边是黄药眠，右手边空著一把椅子，是给陆沉留的。

孙克勤坐第二排最右边的角落，带了黑皮笔记本和钢笔，没带茶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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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的学生占了大半。

王强来得最早，抢了第一排正中的位子，桌上摆著一本《人民文学》八月號。

沈青挨著他坐，面前除了那本《安娜·卡列尼娜》，还多了一个硬壳笔记本。

外校来了十一个人。

燕大中文系来了三个。

领头的叫贺知行，七七级，瘦长脸，眉骨高，戴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住的眼镜。

他是燕大文学社的社长，写过两篇评论发在燕大学报上。

据说他入学前在云南农场待了六年，回来后第一件事是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头抄了一遍。

在一九七八年，手抄理论著作不是什么稀罕事。

书禁了十年，图书馆刚开封，印刷跟不上需求，想读书的年轻人只能借一本抄一本。

手抄本在高校地下流传，从马克思到萨特，从別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什么都有。

抄过什么书，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知识底色和论战倾向。

贺知行身后跟著两个同学，一男一女。

男的叫周明远，矮胖，话不多，手里捏著一个笔记本，本子封面贴著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路口》书评。

女的叫江帆，短髮，圆脸，穿藏蓝色工装，进门就把目光扫了一圈，落在前排空著的那把椅子上，多看了两秒。

人大文学系来了两个研究生，燕京广播学院来了一个学新闻理论的青年教师。

名字方竹报过一遍，陆沉没全记住。

两点零五分，陆沉从后门进来。

他穿周桂兰熨过的白衬衫，手里夹著一本笔记本和半截粉笔，走到前排在吕正民右手边坐下。

阶梯教室里嗡嗡的议论声矮了一截。

燕大的贺知行隔著三排打量陆沉。

他看了五秒，转头跟旁边的周明远耳语了一句。周明远点了点头，翻开笔记本。

吕正民敲了敲桌面。

“开始吧。今天是校报组织的座谈会，围绕《人民文学》八月號短篇小说《路口》做討论。作者陆沉同志是我系助教，在座。规矩一条：说什么都行，说完別人说，不打断。”

他转头看了黄药眠一眼。黄药眠端著搪瓷缸子，微微点头，没补充。

方竹铅笔已经落在纸上，逐字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