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一號，礼拜一。

方竹赶在中午之前把三百份校报从系办油印室搬到了收发室。

油印是一九七八年高校常见的印刷方式。

蜡纸铺在钢板上，用铁笔一个字一个字刻出来，再刷油墨，一张张往外印。

三百份校报，她一个人从前天晚上刻到凌晨四点。

座谈实录占了整整四版，一个字没刪。

方竹在刊头下面加了一行编者按，只有一句话——“本期全文刊发八月十七日《路口》座谈会实录，未经刪改。”

未经刪改这四个字，在一九七八年的校园出版物里，本身就是一种態度。

三百份，上午发出去一百四十份。

到了下午，剩下的一百六十份在收发室窗口前排起了队。

队伍里除了燕师大的学生，还有不少其他学校的人。

燕大中文系的人来得很快。

贺知行下午第二节课后骑车过来，一口气拿了十二份，说系里传阅不够。

他在校门口碰见从人大赶来的田姓研究生，两人站在自行车旁聊了十分钟，各自揣著校报骑车走了。

三天之內，《燕师大》校报第一次出现了加印。

方竹又刻了一版蜡纸，多印了二百份，当天发完。

事情很快在燕大闹得更大了。

贺知行回去后，把实录贴在了燕大中文系阅览室的墙上。

那面墙本来贴著团委的学习简报和食堂菜单。简报被揭下来垫了桌角。

墙上的实录被人从头到尾抄了一遍，抄件辗转传到了歷史系和哲学系。

哲学系七七级一个姓钱的学生看完之后，在宿舍熄灯后写了一篇两千字的读后感，题目叫《邮筒与路口——兼论文学的诚实》。

这篇读后感第二天被贴在了燕大三角地。

三角地是燕大校园里一块三角形的布告栏区域，位於大饭厅东侧。

浩劫期间，这里贴过大字报、p判稿、革委会通知。

一九七八年入秋后，三角地的內容悄然变了——学生们开始贴自己写的文章和诗歌，还有读书笔记，甚至对时政的短评。

没人明確批准，也没人明確禁止。贴了撕，撕了又贴。

三角地成了一九七八年燕京高校思想很活跃的一块墙皮。

那篇读后感在三角地贴了不到半天，下面就被人用铅笔密密麻麻写满了批註。

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还有人引用马克思原文跟帖。

其中一条批註写了四百多字，署名“广院七八级旁听生”。

到八月底，围绕《路口》和那场座谈会的討论，从三角地蔓延到了人大、广院、中央戏剧学院。

各校文学社、诗社开始自发组织小型討论会。

討论的焦点集中在陆沉那段关於邮筒的回答上。

“你不是因为相信信能送到，才把它塞进邮筒的。你是因为除了塞进去，没有第二个办法。”

这句话被人用毛笔抄在白纸上，贴在了至少三所大学的阅览室门口。

---

灯市口大街166號，《人民文学》编辑部二楼。

陈文渡把那份校报摊在桌上时，沈若愚正往搪瓷缸子里续第三遍水。

茶叶早泡成了黄汤，他也不换。

“你看看这个。”

沈若愚扫了一眼报头上“燕师大”三个字，没伸手。

“座谈会我知道了。上周就有人跟我说了。”

“不是座谈会。”陈文渡翻到第三版，指了一行字，“你看学生写的討论稿。这个叫江帆的，燕大七七级，专门写了一篇八百字的短评。標题叫《寄不出去的信》。”

沈若愚没接话，但眼睛挪过去了。

陈文渡压低声音：“老沈，外头已经在討论一九七八年的小说该不该给答案了。这个话题再发酵两周，別的刊物就会接。到时候我们压著《信》不发，不是审慎，是落后。”

沈若愚把搪瓷缸子搁下来。

“你的意思是被学生牵著鼻子走？”

“不是被学生牵。是风已经起了，我们站在风口堵著，堵不住。”

沈若愚没再说话。

他拿起那份校报，折了两折，夹进自己桌上那摞待审的稿件中间。

沈若愚上三楼，敲开张光年的门。

张光年桌上摆著两样东西：一本翻开的《人民文学》八月號，和那份盖著“留存待议”的《信》手稿。

“主编，燕师大的座谈实录，您看了？”

张光年点头。他面前铺著一张写了半页的信纸，墨跡未乾。

“陆沉这个座谈会，不是衝著我们开的。”张光年搁下笔，“但效果等於衝著我们开了。他把该不该给答案这个问题扔给了学生，学生再传出去，传成了舆论。舆论一旦成型，我们压稿就不是编辑判断，是立场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