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燕大回东直门的103路电车上，陆沉靠著车窗，看著窗外飞速倒退的法国梧桐。

龚雪手心里的温度似乎还留在他的衬衫领口，未名湖的风也还带著一丝清甜。

但他脑子里转的，却是沈青那句“准备了柴，没烧上”。

柴，一直都在。

从太行公社粮管所的王跃进，到区作协座谈会上的赵铁成，再到燕大那几篇提前准备好的批评文章。

路数不一样，根子却是一样的。

王跃进是想抢返城名额，手段下作，是个人恩怨。

赵铁成是怕自己坚守一辈子的“鼓劲文学”被时代拋弃，想把他拉回老路，是路线之爭。

而燕大那些没来得及发言的批评者，则是想把他钉在“伤痕文学”的標本架上，用学术的尺子量他、裁他，是话语权之爭。

三股力量，从三个方向，都在试图给他画一个框。

陆沉心里清楚，他不能总是等著別人出招，自己再接招。

写文章是这样，做人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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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挨打，迟早会被乱拳打死。

他需要一盏灯，一盏能照亮前路，也能让那些藏在暗处的人看清他位置的灯。

或者说，一个能替他说上话的人。

这个人选，陆沉心里早就有了——王明远。

这位刚从xj调回燕京、恢復《人民文学》编委身份的老作家，在九月號上主动把自己的稿子排在他后面，这份善意和格局，在当下的文坛凤毛麟角。

更重要的是，王明远本人就是“意识流”的探路者，是即將到来的文学新浪潮的旗手。

借他的势，比自己空喊一百句口號都管用。

第二天上午，陆沉来到了胡同口的公用电话亭。

电话亭是个刷著绿漆的小木棚，里面一部黑色转盘电话机，旁边坐著个戴袖套的大妈负责记时收费。

陆沉要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號码。

电话接通，是陈文渡。

“喂，哪位？”

“陈编辑，我是陆沉。”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背景里传来打字机的噼啪声。

“有事？《信》的稿费单下周才寄。”

“不为稿费，”陆沉开门见山，“我想拜访一下王明远老师，有点创作上的问题想请教。您方便给个地址吗？”

陈文渡沉默了。

这年头，私下打听高级干部的家庭住址是件很敏感的事。

王明远刚恢復工作，谁知道他愿不愿意见一个只在编辑部见过一面的年轻人。

“陆沉，王老他……很忙。”陈文渡的语气有些为难。

“我知道，”陆沉声音不变，“所以只耽误他半小时。您只要把我的请求转达到，他见不见，都听他的。如果他不见，我绝不强求。”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把皮球踢了回去，也给了陈文渡台阶。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最后传来一声嘆息。

“你等一下。”

过了约莫两分钟，陈文渡的声音再次响起，压低了许多：“东城，南小街遂安伯胡同13號院。你自己找，別说是我给的。”

“谢谢陈编辑。”

掛了电话，陆沉付了五分钱电话费，转身骑上自行车，直奔东城。

遂安伯胡同，离王府井不远，是条藏在闹市里的老胡同。

13號院是个標准的大杂院，门口没有气派的门楼，只有一个褪了色的红漆木门。

院里私搭乱建的小厨房挤占了过道，空气中飘著煤烟、酱油和剩菜混合的味道。

一个胖大妈正蹲在水龙头下，“哗哗”地洗著一大盆衣服。

陆沉推车进去，问：“大妈，请问王明远王老住哪个屋？”

大妈抬起头，满是肥皂沫的手往北边一指：“那排最东头那间。刚搬来没多久，话少，整天不出门。”

陆沉道了谢，把车停在院里的老槐树下，走到北屋最东头。

门是旧的，窗户上糊著报纸。他抬手，轻轻敲了三下。

“谁啊？”屋里传来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

“王老，我是陆沉。上次在编辑部见过。”

门里安静了几秒，隨即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门“吱呀”一声开了。

王明远穿著一件半旧的蓝布褂子，头髮有些乱，手里还夹著一支烟。

他看到陆沉，愣了一下，隨即侧身让开。“进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