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七月，家安的“林家货运”接了一单大生意。
一个晋江的鞋厂老板找到他，要他把一批鞋子运到广州。运费一千二百块，来回四天，包油费、过路费、食宿费。这是家安开货车以来接到的最大的一单。他把车开到晋江，装了一千双运动鞋，白色的，鞋帮上印著红色的商標，商標是一个箭头，箭头指向前方。
一千双鞋，把车斗装得满满当当的。他用帆布盖好，用麻绳扎紧，围著车检查了三遍，確认没有问题，才坐进驾驶室。他发动了车，掛挡，松离合，踩油门，车子慢慢开动了。他从后视镜里看到货主的鞋厂越来越远，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地平线下面。
从泉州到广州，七百公里。他从来没有开过这么远的路。以前最远只到过厦门，一百公里出头，当天来回。七百公里，要开十几个小时，要过厦门、漳州、汕头、深圳，要翻山越岭，要过跨海大桥，要经过无数个收费站、无数个检查站、无数个红绿灯。
他把车开上国道，往南走。
车窗开著，风灌进来，吹在他脸上，把他的头髮吹得乱七八糟的。他没有关窗，让风吹著，让风把他的头髮吹乱，把他脸上的汗吹乾，把他眼里的沙子吹走。他眯著眼睛看著前方的路。路很长，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但他知道尽头在哪里。尽头在广州。广州有很多鞋厂、很多批发市场、很多有钱人。他们把鞋子卖了，赚了钱，把运费给他，他拿了钱回泉州，把钱交给陈阿圆。陈阿圆把钱放进柜檯下面的陶罐里，盖上蓝布，压上石头。石头下面压著日子，日子压著路，路压著他的车轮。
他开了六个小时，到了汕头。天快黑了，他把车停在路边的一个加油站，加了油，在加油站旁边的小饭馆吃了一碗麵。面是牛肉麵，汤是褐色的，面上飘著几片青菜和几块牛肉。他吃麵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过来，坐在他对面，手里拿著一个饭盒，饭盒里装著米饭和炒青菜。他穿著一件灰色的工装，衣服上全是油污，脸上也是，黑一块白一块的，像一个刚从煤窑里爬出来的人。
“兄弟，从哪来的？”男人问。
“泉州。”
“拉什么？”
“鞋子。送到广州。”
男人点了点头，扒了一口饭，嚼著嚼著，忽然说了一句：“我老婆也是泉州人。晋江的。好几年没回去了。路太远了，车费太贵了。”
家安看著他。男人的脸上有一道疤，从左边眼角一直划到右边嘴角，横跨整张脸，像一条乾涸的河流。疤已经癒合了，顏色比周围的皮肤浅很多，白白的，粉粉的，像一条没有长草的河床。
他低下头，把碗里的面吃完，把汤也喝完了，放下碗，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划著名了火柴。火光映在他脸上，那条疤在火光里显得格外醒目，像一条发光的河。
家安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十块钱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哥，这顿饭我请。你多吃点。”
他转身走了。男人在后面喊了一声“兄弟”，他没有回头。他坐进驾驶室，发动了车，把车开出国道，继续往南走。天已经全黑了，车灯照在路上，两道光柱直直地射向前方，像两只睁大了的眼睛。路两边是漆黑的田野，偶尔有一盏从农舍窗户漏出来的灯，远远的，小小的，像一只萤火虫，像一颗星星。
他开了四个小时，到了深圳。他已经开了十个小时了，腰很疼，眼睛很涩，手握著方向盘微微发抖。他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趴在方向盘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他没有睡著，只是闭著，让黑暗包裹住他，让寂静包裹住他。窗外有虫鸣，唧唧唧的，像有人在用小提琴拉著同一根弦，拉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疲惫，不知道停歇。
他睁开眼睛，从副驾驶的座位上拿起那个保温桶。保温桶是陈阿圆给他装的，里面是面线，鸡汤底，上面臥著一个荷包蛋。面线已经凉了，荷包蛋也凉了，鸡汤凝结成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的胶冻。他用筷子把胶冻搅碎，把面线挑起来，吸进嘴里。面线是凉的，但味道还在。鸡汤的鲜，荷包蛋的香，面线的韧，样样都在，一样都没有少。
他吃著吃著，眼泪掉进了保温桶里。眼泪很咸，比鸡汤还咸。他把那碗混著泪水的面线全部吃完了，把汤也喝完了，把保温桶盖上，放在副驾驶上。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他想家了。想陈家铺子，想承天巷，想那根扁担，想柜檯下面的陶罐，想陶罐里的铜板、梳子、信、收据、录取通知书。想陈阿圆站在灶台前切菜的样子，想林清石蹲在地上修桶的样子，想家寧坐在窗前写作业的样子，想家兴坐在柜檯后面两条腿晃来晃去的样子。
他想回去。但他不能回去。他还要去广州，还要把鞋子送到，还要收运费，还要把运费带回去，放进陶罐里，盖上蓝布，压上石头。
他发动了车，继续开。
凌晨两点，他到了广州。他把车开到约定的地点，一个批发市场门口，市场已经关门了，捲帘门拉下来了，铁皮在路灯下泛著冷光。他把车停在路边，没有下车，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这一次他睡著了。他睡了三个小时，梦里没有做梦，只有黑暗，只有寂静，只有车轮碾过路面时发出的嗡嗡声。凌晨五点，他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一个中年男人站在车窗外，穿著花衬衫，戴著金炼子，嘴里叼著一根牙籤。
“晋江的鞋？”
家安摇下车窗，点了点头。
“卸货。跟我来。”
他把车开进市场后面的仓库，和两个搬运工一起把一千双鞋从车斗里卸下来，码在仓库的地上。鞋盒摞得整整齐齐的，像一堵白色的墙。他搬完最后一个鞋盒，直起腰来，腰疼得像要断了。他扶著车斗站了一会儿，等那股疼痛过去，然后走到中年男人面前。
“老板，运费。”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他。“一千二，你数数。”
家安接过信封，打开，里面是一沓钞票，一百的、五十的、十块的，新的旧的，大的小的，油渍麻花坑坑洼洼的。他数了两遍，一千二，一分不少。他把钱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口袋，转身要走。
“兄弟，吃了饭再走。”男人说。
“不了，赶路。”
他坐进驾驶室，发动了车，开出仓库，开上国道。天已经亮了，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红红的，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金枣掛在天空。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眯著眼睛，嘴角动了一下。那是他的笑。他笑的时候想起了陈阿圆，想起了她做金枣的样子，想起了她把金枣一颗一颗地摆在粗陶碗里的样子。那些金枣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透亮，像一颗一颗缩小的太阳。
他开了十四个小时，回到了泉州。到家的时候天又黑了，承天巷里的路灯亮著，昏黄的光照在青石板上，照在墙上的青苔上，照在陈家铺子的木门上。他把车停在巷口，走进巷子，推开铺子的门。
陈阿圆站在柜檯后面，面前摆著一只碗，碗里是面线，鸡汤底，臥著一个荷包蛋。面线还冒著热气，蛋还是嫩的，鸡汤还是滚烫的。
“先吃饭。”
家安坐下来，端起碗，开始吃麵线。面线很烫，他烫得嘶了一声，但没有停下来，吸了一根又一根。面线很长，他吸了好几口才吸完一根，面线的尾巴在嘴边甩了一下，汤汁溅在他的下巴上。他没有擦，继续吸下一根。他吃完了整碗面线，喝完了整碗汤，吃光了整个荷包蛋，把碗放下，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放在柜檯上。
“阿母，运费一千二。”
陈阿圆看著那个信封，没有拿。她看著家安的脸——他的脸黑了，比走的时候黑了很多，像一块被火烤过的铁；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眼白髮黄，布满血丝；他的嘴唇乾裂，起了好几层皮，有的皮已经翘起来了，他用舌头舔了舔，舔不掉；他的头髮很长了，盖住了耳朵，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湿湿的，不知道是汗还是露水。
她没有拿那个信封。她把手伸过柜檯，按住了家安的手。
“辛苦你了。”
家安低下头，看著陈阿圆的手按在他的手上。陈阿圆的手是黄的，被茶叶汁液染成的黄，在灯光下泛著暗暗的光。他的手是黑的，被太阳晒成的黑，被风吹成的黑，被无数个日夜熬成的黑。黄和黑叠在一起，像泥土和树木，像树根和大地的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