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秋天，苏阿梅病危的消息传到泉州的时候，陈阿圆正在铺子里给一个客人称醃茶叶。客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著一件碎花裙子，手里牵著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小女孩扎著两条小辫子，辫梢繫著两朵红色的塑料花，跟家寧小时候戴的一模一样。陈阿圆看著那两朵花，手上的动作慢了一下。她把称好的醃茶叶用芭蕉叶包了，麻绳扎紧，递给那个女人。女人付了钱，牵著小女孩走了。小女孩走到门口，回过头来看了陈阿圆一眼，咧嘴笑了笑，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嘴。
那笑容在陈阿圆眼前晃了一下，像一盏灯闪了一下又灭了。
她站在那里，手里还握著那根麻绳，麻绳的一端被她攥出了汗。巷口传来一个声音——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声音很远，很急，像从很深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阿圆——阿圆——”她听出来了，是林清石的声音。她从铺子里跑出去，跑到巷口，看见林清石站在那里，手扶著膝盖，喘著粗气。他的脸煞白，额头上的汗像水一样往下淌。
“阿母不行了。永春来电话了。让赶紧回去。”
陈阿圆站在那里，手里还握著那根麻绳。她没有跑，没有喊，没有哭。她转身走回铺子，把麻绳放在柜檯上，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案板上，把灶间的火灭了，把门板一块一块地装上去，用门閂插好。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比平时慢了很多，像在水里走路一样，每一步都有阻力，每抬起脚都要花很大的力气。但她没有停下来，把该做的事都做了。
家寧从学校赶回来的时候，陈阿圆已经把一切都收拾好了。她站在铺子门口，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棉袄——那不是她的棉袄，是陈远水的，棉袄太大了，穿在她身上空空荡荡的，肩膀的地方垮了下来，领口像一个大大的洞。家寧看著那件棉袄，想起了一件事——陈远水走的那天，穿的也是这件棉袄。藏青色的，领口磨毛了，袖口的螺纹鬆了，扣子掉了两颗，用白线缝了两颗不一样的扣子。一件棉袄，穿了两代人，裹过陈远水的身体，裹著他瘦骨嶙峋的胸膛，裹著他那条瘸了的腿。现在又裹著陈阿圆的肩膀，裹著她的手，裹著她的心跳。
家寧没有说话，走过去，站在陈阿圆旁边。
陈阿圆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两只手握在一起，都凉。她们站在铺子门口，等著。巷口传来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家安把货车开过来了，白色的车头，蓝色的车斗，车门上喷著“林家货运”四个字。他把车停在巷口，跳下来，跑过来，拉开车门，扶著陈阿圆坐进副驾驶，家寧坐进后座，家兴也从铺子里跑出来，坐在家寧旁边。林清石坐进驾驶室，发动了车，掛挡，松离合，踩油门。车子开动了，驶出承天巷，驶入中山路，驶过泉州一中，驶过开元寺，驶过南门，驶过晋江大桥，往永春的方向开去。
从泉州到永春，这条路他们已经走过无数次了。陈阿圆走这条路的时候是十六岁的新娘，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捏著林清石的衣角，看著路两边的山和水，心里想著：永春是什么样子的？林家是什么样子的？林清石是什么样子的？她走这条路的时候是二十五岁的母亲，抱著家安，牵著家寧，肚子里还怀著家兴，坐著林清石的货车，从永春回泉州，又从泉州回永春。她走这条路的时候是三十八岁的寡妇，不，不是寡妇，陈远水走了，但她还有苏阿梅，还有林清石，还有家安、家寧、家兴，还有陈家铺子。她走这条路的时候还是陈阿圆，圆脸的、矮个子的、站在柜檯后面、把金枣一颗一颗摆在粗陶碗里的陈阿圆。
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永春。天已经快黑了。车灯照在村道上，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车子顛簸得很厉害。家兴被顛得东倒西歪，家寧把他的手拉住，让他靠在自己身上。
车子在达埔老屋门口停下来。老屋还是那座黄土夯成的老屋，屋顶的黑瓦长满了青苔，院子里的老龙眼树还在，树冠撑开来像一把巨大的伞，遮住了半个院子。灶间的烟囱还在往外冒烟，白白的，细细的，在暮色里慢慢地升起，像一条通往天上的路。
陈阿圆从车上下来，脚踩在泥地上。泥地湿湿的，软软的，踩上去脚会陷进去一点。她站在老屋门口，看著那扇黑色的木门。门上的漆已经剥落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门环是一只生锈的铁环，掛在门上，风吹过的时候会轻轻响一声。
她推开那扇门，走了进去。
苏阿梅躺在床上。床是木板床，铺著稻草和棉被。棉被是陈阿圆出嫁时的那床，大红色的绸面，上面绣著龙凤呈祥的图案。龙凤的顏色已经褪了，龙变成了淡红色，凤变成了粉红色，金线变成了黄线，银线变成了灰线。但龙凤还在那里，它们在被面上游著、飞著、盘著、绕著，游了几十年，飞了几十年，盘了几十年，绕了几十年，还没有游累，没有飞累，没有盘累，没有绕累。
苏阿梅的脸蜡黄蜡黄的，像一张旧报纸。她的眼睛闭著，嘴唇微微张开，呼吸又浅又快。她的手放在被子上，手指微微蜷著，指甲很长，灰灰白白，像十片快要脱落的贝壳。她的头髮全白了，散在枕头上，像一摊雪。
陈阿圆走过去，在床沿上坐下来，伸出手，握住了苏阿梅的手。那只手凉，乾枯，轻，像握著一把干树枝。她把那只手贴在自己的脸上，让它贴著她的脸颊，贴著它的温度——凉，从她的手传到她的脸，从她的脸传到她的眼睛，从她的眼睛传到她的心里。
“阿母。”她喊了一声。
苏阿梅的眼睛动了一下，但没有睁开。
“阿母，我回来了。”
苏阿梅的嘴唇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声音。
陈阿圆把脸埋在苏阿梅的手心里。手心里有苏阿梅的体温——凉的，有苏阿梅的气味——老了的气味，病了的气味，快要走了的气味。她在那股气味里坐著，坐著，坐著。
一九八一年农历八月十七，苏阿梅走了。
那天下午，老屋里聚满了人，有陈家的亲戚，有林家的邻居，有达埔村的乡亲。他们站在院子里、站在灶间里、站在门口、站在窗下，谁都不说话。龙眼树上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像在说著什么，又像什么都没说。
陈阿圆坐在苏阿梅的床边，握著她的手。她已经握了三天三夜了，手没有鬆开过。苏阿梅的手从凉变温，从温变凉，从凉变冰。陈阿圆的手从温变凉，从凉变冰，从冰变得比苏阿梅的手还冰，但她没有鬆开。两只冰手握在一起，像两棵在地底下长在一起的树根。分不清哪条是谁的。
苏阿梅走之前的那个傍晚，忽然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睛浑浊，蒙著一层灰白色的膜，像隔著一层雾，那层雾很厚很厚，厚得什么都看不见。但她看见了陈阿圆。她看见了陈阿圆的脸，看见了陈阿圆的眼睛，看见了陈阿圆的眼泪。她看见了她。
“阿圆。”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
“阿母。”
“你阿爸来接我了。”
陈阿圆的眼泪涌了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在苏阿梅的手背上，落在那只冰凉的手背上，落在那些青筋暴起、骨节肿大的手指上。她的眼泪是热的，一滴一滴地落下去，像雨点落在乾裂的土地上。
苏阿梅嘴角动了一下。那是她的笑。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两把小扇子，眼下的皮肤鬆弛了，嘴角的法令纹深得像刀刻的。但她笑起来的样子，跟年轻时候在缅甸曼德勒的广东大街上卖金枣的时候，一模一样。
苏阿梅走的那天晚上，陈阿圆没有哭。她坐在床边，握著苏阿梅的手，坐了一整夜。天亮了，鸡叫了，她站起来，把苏阿梅的手放进被子里，盖好。她走到灶间，烧了一锅水，下了一把面线，打了一个荷包蛋，放了猪油、酱油、香油，撒了葱花。
她端著那碗面线，走进苏阿梅的屋子，把碗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她没有吃。她把那碗面线放在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