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秋天，周日乐退休了。他是石桥村走出去的人里第一个正式退休的。教了四十三年书，当了十五年校长，该退了。
消息是李觉告诉周景熙的。“日乐回来了，在村口，帮老娘收稻子。”周景熙放下笔，走出书屋，沿著水泥路往村口走，远远就看见周日乐站在田里，弯著腰，挥舞著镰刀，动作有些生疏，但很认真。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文质彬彬的周日乐了。头髮白了，背驼了，脸上有了老人斑，穿著一件旧迷彩服，脚上蹬著解放鞋，怎么看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谁能想到，他管理过上千人的学校，在主席台上讲过无数的话。
周景熙站在田埂上喊他。周日乐抬起头，直起腰，锤了锤后背，笑了。“景熙，你来得正好，帮我捆一下。”周景熙跳下田埂，跟他一起把割倒的稻子抱拢来，用稻草拧成绳子，一捆一捆地扎好。两个人干了一个多小时，终於把那块田收拾完了。周日乐瘫坐在田埂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汗水顺著脖子往下淌，把迷彩服领子湿透了。
“老了，不中用了。”周日乐拧开水壶盖子，灌了一大口，又递给周景熙，“以前在学校，搬桌椅、扛书本，一口气上五楼不带喘的。现在割几把稻子就累成这样。”周景熙接过水壶喝了一口，水是温的，有股塑料味。“你是当校长当久了，不干活了。干几天就习惯了。”周日乐笑著说：“还干几天？我就回来住几天，过几天还要回城里。”
周日乐的退休生活没有他想像的那么清閒。刚退那阵子，他在城里带孙子，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给孙子做早餐，送他上学，然后去买菜，回来做饭，下午再去接孙子，陪他写作业，晚上哄他睡觉。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比上班还累。他跟老伴商量，想回石桥村住几天。老伴说：“你去吧，我自己带。”他就回来了。
周日乐说他现在迷上了摄影，回来就是为了拍东西。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台单眼相机，黑色的，沉甸甸的，镜头长长的。“花了一万多买的，老伴骂了我好几天。”他说著，举起相机，对著远处的山拍了一张，又对著田里的稻草人拍了一张，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清脆得像小鸟叫。
“你都拍些什么？”周景熙问。
“拍咱们石桥村。”周日乐翻出相机里的照片给他看，“你看这张，是村口的大樟树，我早上拍的，光线刚好，树叶上的露珠都看得见。这张是咱们小时候抓螃蟹的那条溪，溪水比以前小了，但还是很清。这张是你家的老屋，拆了盖新房子了，我只拍到了残垣断壁，有点可惜。”
周景熙看著那些照片，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大樟树还在，溪还在，山还在，但很多东西不在了。老屋不在了，李觉的父亲不在了，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人也不在了。周日乐把这些还在的东西拍下来，留下来，让以后的人能看到。他做这件事，跟周景熙写字，是一样的。
周日乐说他在筹划拍一组专题，题目都想好了，叫《即將消失的石桥村》。拍那些正在消失的东西——老房子、老物件、老人。他给几个老人拍了肖像，有周大爷，九十多了，耳聋眼花，说话別人听不懂。有刘奶奶，八十多了，儿子在广东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她一个人住在老屋里，养了一条狗。有蒋木匠，七十多了，打了五十多年的家具，现在没人打家具了，他的工具都生锈了。他把这些照片洗出来，送给那些老人，老人看著照片里的自己，笑了，说：“原来我长这样啊。”
周日乐问周景熙：“景熙，你说我拍这些东西，有用吗？又没人看，又挣不到钱。”
周景熙想了想，指著脚下的田埂：“你看这田埂，年年锄，年年长，年年有人在上面走来走去。谁记得哪一步是谁踩的？没人记得。但田埂还在。你拍那些照片，就像这田埂。你不拍，那些东西就没了。你拍了，它们就还在。”周日乐沉默了一会儿，笑了。“你说得对。不拍就没了。”
那天晚上，周日乐在周景熙家吃饭。小燕做了几个菜，炒腊肉、煎豆腐、清炒小白菜、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两个人喝了几杯米酒，话就多了起来。周日乐讲了很多学校的事。讲他当校长那些年，怎么跟领导斗智斗勇，怎么跟家长打交道，怎么管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讲到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当年成绩很差，父母在外打工，没人管。周日乐把他叫到办公室，跟他谈心，问他想不想读好书，他说想。周日乐说，那我帮你。周日乐利用课余时间给他补课，补了大半个学期，他的成绩从倒数变成了前几名。后来他考上了县一中，考上了大学，现在在省城当工程师。每年过年都给周日乐打电话，说“周校长，谢谢您”。
“景熙，你说我当这个校长，值不值？”周日乐端著酒杯，手有些抖。
“值。”
“我也觉得值。”周日乐一饮而尽，“我这辈子，没发財，没当官，一辈子跟学生打交道。但我教过的那些学生，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当了老板。他们都在为社会做贡献。这些贡献里，有我的一份。”
那顿酒喝到很晚。周日乐醉了，趴在桌上，嘴里嘟囔著什么。周景熙把他扶到书屋里的长凳上躺著，给他盖上一条毯子。周日乐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明天还要去拍日出”，就睡著了。
周景熙回到堂屋，坐在书桌前，翻开本子，写道：
“2020年秋，石桥村。周日乐退休了。教了四十三年书，当了十五年校长，正式退休了。他现在迷上了摄影，说要拍《即將消失的石桥村》。拍老房子，老物件，老人。他说，不拍就没了。我问他，当校长值不值，他说值。他说他教过的那些学生，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当了老板。他们都在为社会做贡献。这些贡献里，有他的一份。日乐哥，你这一辈子，值了。你比我有出息。你教出来的那些学生，比我写的那些字，有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