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十一月的最后一周，歌乐山的风从谷口灌进来，湿冷刺骨，吹得白公馆院子里的枯草东倒西歪。铁窗上的玻璃不够厚，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带著一股潮气和铁锈的味道。

沈醉坐在床沿上，膝盖上摊著笔记本，铅笔夹在耳朵上，正在修改新一章的《军统秘闻》。他写得比从前更小心了，每一个名字、每一个日期都要反覆確认，怕写错了被人挑出毛病，更怕某个细节被人看出是谁写的。铅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声音很轻，像一个人在深夜里偷偷走路。

管理员推门进来，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沈醉，刘领导叫你过去一趟。现在。”

沈醉把笔记本合上，塞到枕头底下，铅笔从耳朵上取下来夹在笔记本里。他站起来，整了整衣领，跟著管理员走出房间。走廊里的壁灯还亮著，昏黄的光照在绿色的墙裙上，像是泡在水里褪了色的旧军装。他走得不快，但很稳，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单调的声响。

管理处的办公室在一楼，门半开著。沈醉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刘领导的声音：“进来。”他推门进去，刘领导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摆著几份香港寄来的报纸和一只牛皮纸信封。桌上还有一个搪瓷茶杯，杯壁上印著“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茶已经凉了，杯口没有热气。刘领导示意沈醉在对面坐下，语气平和但带著一丝郑重。

“坐吧。”

沈醉坐下来，腰板挺得笔直。刘领导把桌上的报纸推过来，是几份《大公报》的剪报，边角用回形针別在一起。“一民”的文章被人用红笔在空白处做了批註，字跡工整，不是刘领导的笔跡，大概是上面什么人看的。刘领导用手指点了点剪报，语气不紧不慢。

“你的文章反响很好。香港、东南亚都在议论。很多人都在猜『一民』是谁。”他顿了顿，看了沈醉一眼，“更重要的是，毛人凤和保密局误以为『一民』是郑介民的人在背后搞鬼。你们的笔名，客观上有利於隱藏身份。”

沈醉沉默了一会儿。他想起郑介民——当年在军统跟他爭权夺利的对手，戴笠死后两人为了局长的位子斗得你死我活，最后还是毛人凤坐收渔翁之利。现在这个人替他挡了枪。他苦笑了一下，嘴角扯了扯，那笑容有些涩，没有声音。

刘领导从桌上拿起那只牛皮纸信封，抽出里面的东西——几张港幣，崭新的，用橡皮筋扎著。他把钞票放在桌上，推到沈醉面前。“稿费。不多，但也不算少。你看怎么处理？是留在管理所，还是想办法送到你家人手里？”

沈醉看著那叠钞票，看了几秒钟。崭新的港幣在灯光下泛著新纸的光泽，边角锋利，没有摺痕。他想起在香港的妻儿——粟燕萍，还有那几个孩子。他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他不知道。

“我想寄给在香港的家人。”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刘领导沉默了几秒钟。他没有把钞票收回去，而是把手放在信封上，手指在牛皮纸的边缘慢慢摩挲著。他看著沈醉，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怜悯，是一种“我必须告诉你但我不忍心”的复杂。

“沈醉，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沈醉的手指微微收紧了，放在膝盖上，指节泛白。

“你的母亲、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在台湾。”刘领导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为了安全著想，暂时不能联繫他们，更不能匯款。毛人凤一定在监控军统家属的动向。你一匯款，就等於告诉他在哪儿。”

沈醉的喉咙动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母亲在台湾，孩子们在台湾。他想起母亲离开大陆的时候已经快七十岁了，身体不好，腿脚不便。他不知道她还能不能等到他出去的那一天。

刘领导继续说下去，语速比刚才慢了一些，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组织上已经从南京派出地下同志去香港。第一步准备让你的小儿子以及三个女儿以探亲为名回到香港粟燕萍身边。只要到了香港，就可以安排他们回內地。”他顿了顿，“但你的母亲，尤其是你的大儿子沈剑，目前在台湾空军服役。恐怕离不开。”

沈醉的手指攥紧了膝盖上的裤子。沈剑。他的长子。最后一次见面是哪一年？1949年？还是1948年？他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年轻人穿著空军制服，腰板挺得笔直，站在他面前敬了一个礼，说“爸，我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不知道沈剑在台湾过得怎么样，不知道他有没有被审查，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沈醉的儿子”这个身份被人刁难。

“燕萍在香港还好吗？”他的声音有些发涩。

刘领导看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下。他知道粟燕萍已经改嫁了，但他没有说。他怕沈醉一时受不了打击。这个人已经承受了太多——被俘、关押、与家人分离。如果再告诉他妻子已经改嫁，他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