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嘆了口气，把茶杯放在茶几上，手指在杯沿上慢慢转了一圈。“可不是嘛。局座这回怕是要失宠了。他刚出院就跑去告状，以为能扳倒郑介民，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蒋经国接手调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局座从这件事里摘了出去。以后『一民』的事，跟他没关係了。”

沈逸川没有说话。他在想，毛人凤这个人，聪明了一辈子，怎么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也许是被“一民”的文章气昏了头，也许是他太想把军统內部的“叛徒”揪出来，也许是他低估了蒋介石对內斗的容忍底线。不管怎样，毛人凤这一局，输了。

王升从大衣內兜里掏出一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放在茶几上，推到沈逸川面前。“你的《黑名单上的人》继续连载，以后就由报社直接负责了。反正这对报纸销量有好处，报社那边也乐意。只是我可能再看到它，就得在台北了。”

他的语气里有一丝不舍，也有一丝如释重负。在香港待了这么久，盯了沈逸川这么久，查了“一民”这么久，他终於要回去了。不管台北那边等著他的是什么，至少不用再在九龙塘的街角蹲守了。

沈逸川拿起信封，没有拆，放在茶几上。“保重。”

王升站起来，整了整大衣领口，提起门口的皮箱。沈逸川送他到门口，王升换好鞋，拉著门把手，忽然回过头来。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到。

“沈醉前妻请求接一子三女来香港的事情，被老总统给否了。他心里怎么想的，我想你沈少將心里也明白，不用我再说了。”

沈逸川咬了咬牙，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他知道王升说的是什么意思。蒋介石把沈醉的子女扣在台北，名义上是“抚养”，实际上是拿他们当人质。如果沈醉还活著，如果沈醉真的在替共產党做事，那他的子女就是蒋介石手里的牌。

沈逸川扶著门框，看著王升提著皮箱走下楼梯。皮鞋踩在台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一下的，越来越远。走到楼梯拐角处，王升没有回头，身影消失在昏暗的楼道里。

沈逸川关上门，靠在门板上，闭了一会儿眼睛。走廊里的壁灯亮著，昏黄的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站了大概半分钟，然后走回客厅。

林婉清已经从厨房出来了，坐在沙发上，手里拿著那杯王升没喝完的茶，在犹豫要不要倒掉。看到沈逸川的脸色，她把茶杯放下，等他说话。

沈逸川在她旁边坐下，把王升调回台北、毛人凤告状反遭猜忌、沈醉的子女被扣在台湾的事说了一遍。他的声音不大，有些地方停顿了很久，像是在想该怎么说。林婉清听著，脸色慢慢地变了，但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搭在他的手背上。

沈逸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声音比刚才沉稳了一些。“你要是想给父母写信，就儘快给陆恩铭送去。他也快回南京了。”

林婉清抬起头看著他。她的目光里有疑问——为什么突然说这个？为什么他觉得陆恩铭就要快回南京了？但她没有问出口。她看著沈逸川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惊慌，没有犹豫，只有一种“我已经想过了，这是对的”的篤定。

她点了点头，轻声说了一个字。“好。”

晚上，林婉清在灯下写信。信纸是普通的横格纸，她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有些毛糙。她写得很慢，钢笔尖在纸面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像是在跟纸较劲。沈逸川坐在旁边，手里拿著一本旧杂誌，没有翻。他没有看她写了什么，只是坐在那里，陪著她。

她没有问他为什么在见到王升后说这个话。她知道他不是一个无缘无故说话的人。他说“儘快给陆恩铭送去”，就一定有他的道理。也许跟沈醉的子女被扣在台湾有关，也许跟毛人凤失宠有关，也许跟“一民”的调查还在继续有关。她不问，是因为她信他。

这是他们在重庆时就形成的默契。那时候沈逸川在军统，有时候半夜回来，脸色沉重，她从来不问“出了什么事”。他愿意说，她就听著；他不说，她就不问。不是不关心，是知道问了也没有用，只会让他更烦。有些事，不说破，两个人还能一起扛；说破了，可能这个家就散了。

林婉清写完最后一个字，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里，用浆糊封了口。她在信封上写下南京的地址——那行字她写了很久，怕写错，怕寄不到。沈逸川看著她，没有说“我来写”。他知道，这封信必须由她亲手写，每一个字都是她想对父母说的话。

她把信封放在茶几上，用茶杯压住，怕被风吹走。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九龙塘的夜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带著海水的咸腥味和暮色特有的清冷。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著，梧桐树的枝丫光禿禿的，在灯光中投下交错的影子。远处的海面上漆黑一片，只有港口那边几点微弱的桅灯，一跳一跳的。

沈逸川从背后走过来，把手搭在她肩上。她没有回头，把手覆在他的手背上，轻轻按了一下。窗外的九龙塘，万家灯火一格一格地亮著，像是一个巨大的蜂巢。夜风还在吹，梧桐树的枝丫在风中轻轻摇著，发出细微的呜咽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