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枪》第一章见报的那天，九龙塘的报摊比往常热闹得多

。陈婶的报摊前围了七八个人，有人手里已经攥著零钱，有人踮著脚尖往摊子上张望。“《香港商报》！李少將新书！《借枪》！还是讲发生在天津的谍战小说！”陈婶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嗓子都有些劈了。她一边收钱一边递报纸，手忙脚乱的，差点把一叠报纸碰翻在地上。

沈逸川站在马路对面，把帽檐往下压了压，围巾裹住了半张脸。他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靠在电线桿上，像一个在等人、等得不耐烦的无聊路人。他看著报摊前那群人，心里有些紧张——不是怕写得不好，是怕读者不接受这种“穷困潦倒”的特工。余则成在天津站吃香喝辣，周乙在哈尔滨警察厅呼风唤雨，熊阔海呢？他连件像样的西装都没有，老婆在家里吃不饱饭。读者会不会觉得“这也太惨了”？他不知道。

茶楼里比报摊更热闹。沈逸川走进去的时候，二楼已经坐了大半。他要了一壶乌龙，坐在角落里，把帽子摘了放在桌角，围巾没有解，搭在脖子上。茶博士上茶的时候多看了他一眼，没有认出来。邻桌是几个中年人，桌上摊著报纸，正在激烈討论。

“又是天津站的事儿，不知道有没有余则成、翠平？”一个穿著格子西装的中年人翻到连载版，眼睛在纸面上来回扫，像是在找什么熟悉的名字。

旁边的人摇了摇头，语气篤定得很：“借枪发生时间是1938年，余则成翠平要1946年才到天津呢。差了八年，见不著。”

格子西装不死心，手指在报纸上点了点：“见不到余则成翠平，穆晚秋应该在天津吧？她叔叔穆连城，大汉奸，不是在天津吗？”

他对面的人想了想，正要回答，隔桌一个戴著老花镜的读者接过了话头。他把报纸拿远了一些，眯著眼睛，声音不大但很清晰：“穆晚秋要1939年底她父母因为在哈尔滨出卖军统情报被杀后，才被送到天津。现在1938年，她还没来呢。李少將的时间线，向来是准的。”几个人点了点头，不再爭了。

又有人翻到了主角的名字，眉头皱了起来。

“熊阔海？李少將这不是开玩笑吧。给主角起这么一个名字。”他念了两遍，越念越觉得不对劲，“雄阔海那是隋唐好汉，使一对短把凤翅榴金樘，力大无穷。这个熊阔海，开篇就失业了，西装都被扯破了。这也太——”

他旁边一个头髮花白的老人压低声音，嘴唇几乎贴著茶杯边沿：“可能是怕再撞人名字上了。上一次可將吴景中给送进了监狱。”

眾人心照不宣地沉默了几秒，有人轻轻咳了一声，有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他们都知道吴景中是谁，知道他现在还在牢里。那个话题不便多聊，谁也没有接话。

格子西装清了清嗓子，把话题拉了回来，念起了开篇的段落。他的声音不大，但二楼的隔音不好，沈逸川坐在角落里听得清清楚楚。

“熊阔海原本有洋行买办的职业，家里还有小洋房。可洋行倒闭，职员们抢夺財產，他什么也没抢到，西装还被同事扯破。”他念到这里，忍不住摇了摇头，语气里带著一丝唏嘘。

旁边的人接话，学著小说里同事的口吻，声音尖了一些：“你也太窝囊了。可惜了你这个名字。”

另一个人捏著嗓子，把声音压得更低，像是在模仿一个刻薄的办公室文员：“你的熊是狗熊的熊，人家雄阔海可是英雄的雄，能一样吗？”

几个人笑了起来，但那笑声里没有恶意，更多的是一种“写得太真了”的感慨。

角落里那个头髮花白的老人一直没有参与討论，只是低头看报。等大家的笑声停了，他把报纸放下，摘了老花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樑。他的声音不大，但二楼安静了一瞬。

“我可听说了，这一次沈少將可是以自己为原型写的，所以起熊阔海这个名字不奇怪了。而且开篇就是讲一个中年人陷入失业的困境。”他顿了顿，把老花镜重新戴上，“你们想想，他在香港差点饿死，跟熊阔海有什么区別？”

旁边的人接话，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难怪这一次他又给主角一个中共地下党的身份。《悬崖》里的周乙他说是军统的人，但一切作风是中共的。这一次熊阔海表面上是写的中共地下党，但其实是写的我们军统这帮倒霉蛋。”

茶楼里安静了几秒钟。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笑。有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有人低下头继续看报，有人把目光移向窗外。

沈逸川坐在角落里，把这几句话一字不漏地听进了耳朵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味在舌根上散开。他用杯盖挡住嘴角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