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官茅子在酱菜园最深处。春生每次走进去，都觉得脚下的地是湿的，不是水，是多少年积下来的尿骚渗进砖缝里，再也没干过。墙是青砖砌的，砖缝里长著墨绿的苔，摸上去滑腻腻的，像什么东西的舌头。没有灯，只有屋顶缺瓦的地方漏进来一束光，光里飞舞著灰尘。茅坑是蹲坑，坑沿被踩得发亮，黑亮黑亮的，是几代人磨出来的。春生蹲在上面，总是低著头，不看头顶。他知道头顶的椽子上倒掛著蝙蝠，黑压压的，像一件件晾著的破衣裳。
石巷子的人都来这儿解手。完小的公厕太远，刘林的野厕太偏，家家户户的茅房又小又破，只够女人和孩子在家里用。成年男人都往酱菜园跑，谁也不愿意在自家院子里拉撒。有时候镇上会来个收粪的人，拉著粪车挨家挨户去收。他路过春生家门口的时候，春生正从院子里跑出来，手里攥著一个报纸包，里头包著他在家里憋不住拉的一泡屎。大人不在家，他不敢一个人去官茅子，又怕拉在屋里被邻居看见，只好拉在报纸上，折好，攥在手里。他瞅著收粪的人转过巷口，趁他不注意，踮起脚，把报纸包悄悄扔进粪车里。收粪的人没有回头。春生站在那里，心跳得咚咚响，手心里全是汗。
春生也离不了这座官茅子。但他从来不敢一个人来。他怕的不是蝙蝠，也不是黑。是那个男人。
男人三十多岁，生得一双极好看的眼睛，住在去茅房的必经之路上。只要春生的身影出现在那条窄巷里，不出片刻，他一定会准时出现。他不说话，也不看春生。他只是站在少年面前，沉默地做自己的事。春生不知道眼睛该往哪里放。他盯著墙上的青苔，盯著地上的砖缝，盯著头顶漏光的那片天。那双眼睛从来不在他身上停留，但那股无声的压迫感比任何凝视都让人发毛。有时候，男人会骑著一辆摩托车慢悠悠路过春生家门口，不停，不留，只是绕一圈。春生听见马达声从巷口传来，后背就窜起一层冷汗。他不敢出门，不敢往巷子里看。那双漂亮眼睛，成了他少年记忆里最丑陋的东西。
巷口还有个理髮的老头。老头的手很糙，指甲缝里永远嵌著洗不掉的皂角味。他会在春生从茅房出来的时候拦住他，凑近了说话。说的话听上去是关切，手却借著关心的名义做別的事。春生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很脏。他站在那里，被那股皂角味钉住，跑不掉，喊不出。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他只是从那以后再也不理髮了，头髮长到遮住耳朵，杨秀兰拿剪刀逼著他剪，他就哭。杨秀兰不知道他为什么哭，只当是小孩怕剪刀。
春生八九岁了，有时候半夜还会拉在床上。那时候是夏天，床上铺著农村那种粗凉蓆，蓆子上的纹路被汗浸得发红。屎拉在凉蓆上，糊了一片，顺著席缝渗下去，沾在他腿上，黏糊糊的。他在睡梦中不知道，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张德本被臭味熏醒，推了推杨秀兰。杨秀兰坐起来，闻了闻，摸索著点亮煤油灯。灯芯挑得很低，一小团黄光笼住床前。
春生在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就醒了。他半睁著眼，看见煤油灯的火苗在墙上晃，看见父亲和母亲凑在凉蓆跟前，低著头，一声不吭。他看见凉蓆上那滩东西，黄乎乎的，在灯光下反著一点暗沉的光。他的脸一下子烧起来，紧紧闭上眼，一动不动，装睡。他的腿蜷著，屁股上还黏著那滩东西，不敢蹭，怕蹭得更脏。他听见母亲轻轻嘘了一声——她生怕惊动了隔壁的张德旺。疤眼知道了，整条巷子都会知道。
张德本和杨秀兰对视了一眼，没有出声。张德本去灶房打了一盆水，端著盆走过来，水在盆里晃。杨秀兰拧了一把毛巾，轻轻掀开春生的被子，把他翻过来。她用毛巾把他屁股上的脏东西擦乾净，动作很轻，像是怕把他碰碎。她把脏毛巾搁在盆边，又拧了一把乾净的，把凉蓆擦了一遍。两个人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没有骂他，没有嘆气，连对视都省了。春生闭著眼，绷著身子，呼吸都不敢大。他感觉到毛巾的温热贴在皮肤上，感觉到母亲的手按住他的腿不让他动，感觉到父亲把凉蓆翻了个面，然后母亲的手在他背上轻轻拍了两下。那个动作很轻，像是在说——没事，睡吧。他不知道为什么，鼻子酸了一下，把脸埋进枕头里，没让眼泪掉出来。
后来春生离开马头镇，去了很多地方。他再也没有回过那座官茅子，也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人。
二零一五年，张建贵去世。春生陪著杨秀兰回马头镇参加葬礼。人群里，他忽然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髮白了，稀疏了，那双曾经极好看的眼睛如今浑浊得像酱菜园茅坑里长了绿苔的死水。男人也看见了他，眼神闪了一下，低著头，转身走了。春生站在那里，看著他佝僂的背影挤过人群，消失在那条窄巷里。那条巷子还在，通往那座废弃的官茅子。蝙蝠还在里面倒掛著，黄鼠狼还在醋糟堆里窸窣作响。这个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马头镇，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那条通往官茅子的必经之路。
春生也听人说起，那个理髮的老头去世了。走了好几年了。春生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正站在张建贵的灵堂外面，手里捏著一支没点著的烟。他没有说话，只是把那支烟塞回烟盒里，转身进了灵堂。他没有问老头埋在哪儿，也没有问那套理髮的家什后来去了哪里。他只是想起那股洗不掉的皂角味，想起那双粗糙的手，想起自己从那以后再也不肯踏进理髮店半步。现在那个老头死了。他还活著。
很多年后，春生在中关村的餐厅里，深夜打烊后一个人坐在灯下。窗外霓虹闪烁，城铁轰隆隆开过去。他忽然想起那座官茅子——那个所有人都觉得脏、却又谁也离不开的地方。石巷子的人每天都要走那条路，去面对那些污秽、恐惧、羞耻，然后再走回来，继续过日子。没有人谈论它，但每个人都在用。没有人讚美它，但每个人都需要它。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父母当年半夜给他擦身子的时候，就是在做这件事——替他处理那些他处理不了的污秽，替他走那条他不敢走的路。他们把那些脏东西擦乾净，把凉蓆翻个面，把煤油灯熄了，然后在黑暗里躺下来，继续睡觉。就像石巷子的人，每天早上推开院门，从酱菜园门口路过，面不改色地走在同一条通往官茅子的路上。
春生坐在霓虹灯下，把那截雷击木从抽屉里拿出来，搁在桌上。这截被天火烧焦的老树根，和那座官茅子一样——它们都是石巷子最不体面、却也最无法被绕开的东西。被雷劈过，被火烧过，被泥埋过，外表焦黑，內里还活著。他低头看著它，忽然觉得，那些年他害怕的不是官茅子，也不是那个男人，也不是那个老头。他害怕的是自己永远无法像父母那样——把污秽处理乾净，把凉蓆翻个面，然后继续睡觉。他用了很多年才学会这件事。也许还没完全学会。他把雷击木放回抽屉里，站起来，锁上门，回家。城铁从他头顶开过去，轰隆隆的，像石巷子夏天的雷声。